文／蔡苡柔
白天你呲個大牙嘎嘎樂，一到晚上你趴著被窩子輾轉反側。換頭像，發朋友圈，這是為何。孤獨寂寞，人間不值得……
這首在抖音走紅的《網抑雲之歌》，反映了中國大陸當代年輕人的「喪文化」。「網抑雲」這個詞的流行，來自音樂平台網易雲評論區充滿各種被評為「賣弄傷感」、「無病呻吟」留言的現象，這種尤其在深夜容易觸發的「抑鬱情緒」引發許多討論。
「喪文化」不只在中國大陸流行，台灣和香港也有類似現象，但呈現的方式不太相同，背後是兩岸三地不同的社會氛圍以及發展進程。在台灣，喪文化和厭世風氣，正在社群媒體快速傳播，比起「網抑雲」症候群，更普遍出現在社群媒體的新詩、語錄之中。
「新詩」及「語錄」當道
在社群媒體發達、碎片化的時代，具備輕薄短小特性的「詩」、「語錄」、「金句」能快速地在網路平台流行傳播。在這一個注意力經濟的年代，容易消化且淺顯易懂的內容反而更加受歡迎。去年七八月間，用「像極了愛情」造句，成為網路新哏，不僅網友們用它來進行各種造句，商家乃至台灣的政府機關也加入，只要加上這句，人人都是詩人，也被網友稱為是「現代詩的文藝復興」，帶動實體新詩刊物的銷售。
長篇的文章或許較能清楚闡述觀點，但擷取精華才利於快速傳播，一張圖片搭配有趣語錄、一句台詞套著劇情截圖，往往比起任何宣傳都能更快速在社群平台發酵。新詩具備格式自由、字數不限制等優點，且往往不必讀全文便能表達意思，透過網友創意自由的排列組合進行「二創」，更增添其傳播性和讓發揮的自由度，輕薄短小的新詩，也就深受網路歡迎。
這也是「晚安詩」、「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等臉書粉絲專頁能快速走紅，分別擁有逾42萬、13萬粉絲的背景原因。而這些粉專經營有方，深諳網路傳播的精髓，經常節錄新詩的幾句製成圖片，用簡短的句子抓住眼球，往往單篇就能獲得逾萬的分享或點讚。
不過這些新詩都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聚焦在個人的情感傷痛」，結合喪文化，成為獨樹一幟的風格。苦勞網記者張智琦在《小感傷與「大」拒斥：台灣年輕詩人的「廢鬱詩」》一文中提到，他觀察到出生於1980年代到1990年代備受歡迎的新生代詩人，他們的詩作可以用「廢鬱」二字概括。
例如任明信《傷心的時候》：「傷心的時候，就抱著你送的魚缸，沒有水，魚缸有魚」、潘柏霖《我恐懼所有令我著迷之物》：「我害怕長大，成長這回事，怎麼會是喜歡的東西，一樣一樣被拿走」，以及徐珮芬《被雨困住的一生》：「雨天並不可怕，難過的是，想起曾有人，為我撐傘」。詩中聚焦在個人的情緒，透過簡單的意象，表達傷悲。
張智琦分析，廢鬱的情緒包括孤獨、寂寞、害怕、難過和自憐茫然等。這些情感主要源自於個人感情的挫敗，也反映了當代年輕人自我封閉、原子化的主體狀態。他引述波蘭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的說法，提到新自由主義讓勞動市場愈趨不平等和分化，加上消費主義文化氾濫，人被要求自由選擇、相互競爭，導致人們失去改變社會的願景，退縮到「為自己而活」。這樣使得在廢鬱詩中的「小感傷」，與「小確幸」其實並不衝突，反而根源於同樣的政治經濟結構。
「雞湯文」遭撻伐
近十年，港台暢銷書出現「不朽」、「Peter Su」這類長踞排行榜的作家，其特點是用文青的筆觸，寫作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以及自我成長、等待愛情、心靈療癒類的文章，同樣也是在無法改變巨大結構下的「為自己而活」。有趣的是，過去這種讚揚小確幸、溫暖的雞湯文，在階級分化的如今，往往非但安慰不了現代青年，反而引發批評與論戰。
2020年，一篇《月薪25萬和月薪3萬煩惱相同》的網路文章引發廣大迴響，以此展開許多討論。網路媒體「一件襯衫」創辦人黃山料在文中提到，自己有一位月薪新台幣25萬元的鄰居也是會嫌錢不夠用，不同社會階層有一樣的煩惱；其間的差異，只是喝星巴克不用等到買一送一、出門只搭計程車、硬幣掉在地上不用撿等。該文遭到輿論撻伐，批評他是無意義的「正能量雞湯」，也有人認為，這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廢文」。
作者想表達的，是類似過去雞湯文模板最常見的「人無法為錢而活，要追逐快樂」樣板。而這次已不再能獲共鳴，背後也與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貧富差距加深，以及階層流動固化有關。
以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台灣為例，經濟發展到達一定程度，尋找超越金錢與物質的快樂，豐富心靈是主流輿論所接受且讚揚的。但隨著時代改變，階級難以流動，物質生活都難以滿足，當網路上越來越常出現「要多少錢在台北才能活得不錯？」、「月薪5萬仍舊存不到錢，怎麼買房？」這類議題的文章，可見，越來越多人連「小確幸」都勉強，更遑論物質生活充裕轉而追求心靈生活。因而，這種要大家「尋找快樂」的文章，被認為沒有意義，更是一種對現實的諷刺。
「幸」與「喪」都在抗拒大格局
不論是要讀者專注在「小確幸」上的療癒文學，又或者是要專注情緒、正視自身「小感傷」的廢鬱詩，張智琦和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趙剛都觀察到了它們內在的共通性：抗拒大敘事。
2014年趙剛在《「小確幸」：台灣太陽花一代的政治認同》一文提到，他認為，「小確幸」不是日常的「小小確定的幸福感」而已，而是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期所產生的一種高度政治性的特定文化想像。趙剛指出，小確幸發源於經濟長期停滯的日本，恰恰是建立在沒落或沉滯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上，但它並不提供任何質疑或反抗大環境的立足點，反而成為一種掩蓋無力感的「代糖」。
張智琦則認為，一體兩面的小確幸和小感傷，內裏是青年世代缺乏改變巨大結構的能力，退卻到私領域跟網路世界，尋求個人化的救贖。「既可以是偶像劇、甜點或網路遊戲帶給我們的短暫而微小的幸福感，也可以是喃喃自語的『廢鬱詩』帶給我們的無害而共鳴的感傷。」
趙剛進一步分析，「小確幸」的背面是對「大」和「深」的割裂，而其在台灣的流行，除了有資本主義發展的背景之外，也有兩岸對立、政治惡鬥下對未來發展方向的失落，形成一種台灣版的政治認同結構，而其推展出的政治路線高峰，發生在太陽花學運。張智琦觀察廢鬱系詩人與政治有關的著作，認為他們由於缺乏對歷史、社會和政治等議題的深入認識，其所創作的和社會、政治議題相關聯的詩，往往以去歷史化、去政治化的面目呈現，流於直覺性、發洩性的反中情緒。
這也是趙剛批評「小確幸」之處。他認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和兩岸關係並不簡單，但真正積極面對這些「麻煩」的態度，才會變成改變的契機。他因此批評，小確幸把問題隱喻化，防止社會苦難向經驗理論開放。
這類幽微傷感的青春文學或是安慰奮發的心靈雞湯，往往不具宏大的格局，缺乏更寬闊的視野，是放在任何脈絡下都可以成立的，因而不具備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這也反映年輕世代對現實政治經濟環境的無能為力，轉而追求個人情緒的抒發。
階級焦慮 啃噬青年世代
不過這種無奈和規避，究竟是一種無力？又或者是一種無能為力呢？其實細觀近年的流行文化現象，不難看出新自由主義發展至今，年輕世代深陷於買不起房子、生活無法改變等由階層固化而來的結構困境。
在娛樂作品領域也可看到，如《寄生上流》等作品引發廣大共鳴，近年中國大陸網路熱門關鍵字或是流行文章，背後也是對階級問題、消費主義的探討：「精緻窮」反映年輕人消費觀念的改變，也與階級流動的難度上升有關；「打工人」則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是認清生活後還能熱愛生活」的自嘲式樂觀，雖然抱怨但「還是要積極努力向上把錢掙了」；此外「凡爾賽文學」的走紅，除了是對於炫富的不滿，也是不同階級觀察其他階級消費生活時的「難以理解」。
在港台，「小確幸」和「小確喪」構成青年精神的面貌。「喪」、「厭世」，以及對政治經濟結構的無力，讓小確喪文體超越了以往的雞湯文章，逐漸成為主流。
不過，港台流行的「喪文化」在創作題材上，更多的與政治連結而非將矛頭指向階級。例如，前段時間香港社群媒體廣為流行的一則圖片，一個青年深夜在床上滑著手機，眼淚流了下來：「又是難以成眠的一天」，展現香港青年在反修例運動之中的無奈與感觸，這種無力與情緒的抒發快速地引發共鳴。
然而，港台青年寓政治於文學之中，對於深層次階級議題的探討，反而因此被遮蔽了。而「小確喪」的出現與走紅，體現的是青年無能為力的情緒自溺，抑或是遍尋方法後無果的無奈喟嘆，或許仍舊難以解答。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6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