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奧／「台灣」表現亮眼讓各國驚艷 外媒暗酸中國：哦對不起 是中華台北
台灣隊選手在此屆奧運上，已為我國奪得11面獎牌，包含2金4銀5銅，獲獎數已排在世界第18位，這也打破台灣隊在奧運歷史紀錄。而美國外媒雜誌《外交家》則在5日發出一篇報導諷刺中國，用「台灣–抱歉，中華台北，在奧運上表現絕佳！」（Taiwan – Sorry, ‘Chinese Taipei’ – Is Having a Fantastic Olympics）除了讚賞台灣隊，同時也說明我國用「中華台北」出賽的原因。報導最後更指出，許多台灣人仍希望正名以台灣隊參加國際賽事，而許多台灣選手奪牌後也無懼公開表示「I am from Taiwan！」
《外交家》以「台灣–抱歉，中華台北，在奧運上表現絕佳！」為題，內容闡述了我國在此屆奧運的傲人成績，目前台灣隊獎牌數已達11面，排名在世界第18名。
報導內指出，若以「台灣」名稱到奧委會官網查詢，會搜尋不到，只能用「中華台北」去查詢，而且當李洋、王齊麟奪下金牌時，播放的也並非國歌而是國旗歌，升上的也無法使用中華民國國旗，而是中華台北會旗。
而導致這樣情況最主要的原因源自於1981年，當年台灣奧運委員會和國際奧委會達成共識，因中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單位的地位，國際奧委會因此允許台灣可以繼續參加奧運及國際賽事，簡而言之地說，台灣不可作為有別於中國的政治實體參加各賽事。
報導內容還表示，大部分台灣人拒絕用「中華台北」，也對該名稱感到不滿，在2018年也曾舉辦過「東奧正名」公投，推行將原有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改為「台灣」（Taiwan），並群潮湧起的支持我國應以台灣名義參加東京奧運。
但政府卻沒有表明立場支持改名活動，有某些運動選手甚至被警告，如果用台灣名義參加，恐怕會被國際賽事排除在外。國際奧委會也提醒，如果台灣更改代表團的名稱，很有可能「被禁賽」。
而回溯自2018年東亞奧運會曾召開臨時理事會，投票取消原本要辦在台中的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此舉動也被外界認為，是要懲罰台灣進行奧運正名的公投，而公投結果也顯示，有52%民眾反對改名；43%人支持改名。
東亞奧委會在2018年更召開臨時理事會，經由投票取消原本要由台中舉辦的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這也被外界視為，是要懲罰台灣舉行奧運正名的公投。公投結果也顯示，有52％反對改名，43％贊成改名。而中國國台辦也發出聲明表示，青亞會之所以取消是因為台灣進行正名活動，而自食其果。
此次台灣隊在東京奧運上亮眼成績，再次掀起支持正名的聲浪，而長期為台灣正名不遺餘力的紀政對外媒表示，「中華台北」是一個非常讓人困惑的名稱，而我國選手也常常被認錯成中國選手。
而雖然目前看來正名活動還沒有成為眾人眼中焦點，但許多台灣人直接忽略「中華台北」的官方隊名，而總統蔡英文在社群媒體恭賀選手時，皆以台灣來稱呼我國選手隊。
蔡英文沒有使用中華台北，卻也沒有表明要直接改名，這舉動惹毛中國國台辦，稱台灣在運動賽事上搞小動作，在謀「獨」上是不會成功的。
而我國選手仍不畏懼中國勢力，奪牌後在自已的社交平台向國際宣示自己「來自台灣」，其中獲得羽球男雙金牌的王齊麟更是在臉書寫下「I am Wang Chi Lin , I am from Taiwan」（我是王齊麟，我來自台灣）。並加上數個台灣國旗表情符號。
而被擊敗的中國隊選手李俊慧，在祝賀我國選手奪得金牌時，仍然用「來自中國的台北隊」稱呼，更故意加上3面中國國旗的符號。
（民視新聞網／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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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的觀點恰恰相反。深綠陣營主張去掉「中華民國」這個過時的標籤，以「台灣」的國名宣布徹底獨立。他們將停止對大陸、香港和澳門的任何主權要求，綠營從未對這些地方有親近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與中國合作，但要以平等的地位。
所以，有關台灣未來的爭論總是與「獨立」或「統一」這樣令人心煩意亂的概念交織在一起。但大多數台灣人的觀點處於兩者之間。多數人贊成維持現狀，即「中華民國（台灣）」的事實獨立。這比冒下與更大的鄰居爆發全面戰爭的風險好得多。
乘船抵達台灣的抗議者。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它鼓勵藍綠分裂，在願意合作的國民黨執政期間與其一起工作，在更具自主思維的民進黨執政期間將其孤立起來。1992年，國共兩黨在英屬香港舉行了一次閉門會議後，雙方達成協議，認為台灣和中國是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部分。國民黨後來告訴台灣公眾，這個協議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也有兩岸都屬於中華民國的可能性。這個協議後來成為眾所周知的「九二共識」。北京方面認為「九二共識」受到輕視時，會進行報復。
在深受選民喜愛的李登輝總統1995年訪問了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後，中共對台灣要保持自己與美國的關係感到憤怒，在台灣島附近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和導彈試驗，一直持續到1996年。作為回應，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將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編隊派往台灣海峽附近。2005年，北京通過了一項《反分裂國家法》，誓言如果中華民國「分裂出去」——放棄中華民國的稱號，正式改稱「台灣」——將使用武力。
2012年底，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到2013年，他還獲得了基本屬於虛位的國家主席頭銜。雖然他加速了對大陸自由的打壓，但習近平還是大受歡迎，他發起了一場反腐運動，獲得了厭倦官僚幹部越軌行為的民眾的愛戴。在2013年的一篇著名講話中，習近平宣布中國將「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話的確切含義很模糊——但習近平誓要在2049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時完成這一目標。這將消除中國百年來遭受列強壓迫的國恥。這一大業只有將地圖恢復到清帝國的疆界才算完成，要包括西藏、新疆、香港和台灣，不論清帝國在那裡的統治多麼短暫鬆散。
陶貞穎並不是唯一一個無視這些籠統威脅的人；大多數台灣年輕人都對政治漠不關心。雖然年輕一代默認台灣是主權國家，但這一顯而易見的事實並沒得到太多討論——如果你出生在這個叫做台灣的地方，那你就是台灣人，而不是像你父母那樣流亡多代的中國人。陶貞穎也不太在意習近平說了什麼。相較於吸引她全部注意力的高中戀情或是《緋聞女孩》(Gossip Girl)的重播，那個世界離她太遙遠了。
陶貞穎第一次去中國，是飛去探望在上海留學的男友。她在海關走的是外籍人員通道，填寫外籍人員入境表。當邊檢官員查看她的護照時，告訴她台灣人要去本國公民通道。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陶貞穎憤慨道。「我為什麼要選國民通道？」
「台灣人就是中國人，」那位官員告訴她。「去那條通道。」
「我現在都站在這裡了，你為什麼不讓我過關呢？」她問道，回頭望向本國公民通道那裡長長的隊伍。
「不行，」那位官員說。
2014年陶貞穎大三時，在一個週五的夜晚，一位朋友告訴她，台北市中心的立法院出事了。人群在聚集，他們需要人手。陶貞穎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那是週末，而她正因一次鬧得很大的分手傷心欲絕，於是她決定和他一起去看看。
他們到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在立法院樸素的白色磚樓外，年輕人聚集在寬闊的林蔭道上，高聲呼喊著口號。人群開始移動，每個人都在推搡，然後跑了起來，於是陶貞穎決定跟著跑。她身邊的人開始攀爬圍牆，她也開始爬。他們來到圍牆另一側後，就衝進了大樓。起初，每個人都在大喊大叫，挪動傢具，破壞室內的東西。陶貞穎也畫了一些塗鴉；覺得挺好玩。事態逐漸平息後，那數百名年輕人，大部分是大學生，在當晚就開始策劃佔領行動。
陶貞穎了解到，他們是在反對一項全面的貿易自由化協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試圖在不經過正常審查的情況下推動該協議通過。國民黨在上海與共產黨談判達成的這份協議將開放台灣60多個服務業部門，包括旅遊、電影和建築業，以引入中國投資。自2008年國民黨贏回總統大選以來，中國和台灣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近，而這些年輕的台灣抗議者對此並不信任，在他們看來，這是企圖收買他們國家的行為。這感覺像是兩岸統一的更廣泛計劃的第一步。北京對他們的經濟控制越多，也就越能控制他們的政府和他們的生活。
這場持續24天的佔領後來被稱為「太陽花學運」，這個名字來源於花店老闆送給學生的禮物。在政府承諾對該法案進行適當審查後，學生們才離開，成功讓貿易協定擱淺。對陶貞穎和許多與她同齡的台灣人來說，「太陽花學運」標誌著他們的政治覺醒。她被自己親眼所見的一切迷住了——人民真的用他們的力量，讓他們的聲音被聽到。
那之後，陶貞穎開始閱讀更多關於自己國家的歷史。在1947年2月28日對本省人暴動的鎮壓（即「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政府在數週時間裡殺害了多達2.8萬人。它逮捕公務員、醫生、律師和其他任何被視為對國民黨控制台灣構成威脅的人，用鐵絲穿過他們的手掌，將他們綁在一起，帶到溝渠或水邊，然後將他們射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兩年後，隨著國民黨全面退至台灣，戒嚴法宣布，一段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時期開始了。超過十萬人遭到監禁，數千人被處決。隨國民黨來到台灣的外省人也同樣遭殃，被懷疑為共產黨特務或同情者而受到迫害。
陶貞穎知曉了1980年被監禁的異見者林義雄的母親和七歲雙胞胎女兒的謀殺案，大多數人都懷疑是安全部門所為。她讀到了鄭南榕在1989年為倡議《台灣共和國憲法》而自焚。陶貞穎想，真難想像他會在已經成家的情況下，會為了國家的自由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她發現，自己以前對歷史的理解是如此狹隘——台灣新生的民主原來浸染了那麼多人的鮮血。
當她試圖對家人表達自己的想法時，場面並不好看。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堅定支持者，這樣的深藍與她逐漸迸發的淺綠水火不容。陶貞穎覺得他並不尊重自己的選擇，經常將她的政治觀點斥為年輕人的叛逆。她的母親只會服從她那態度蠻橫的父親。這都是威權主義者的伎倆，陶貞穎氣憤地告訴自己。強人壓迫少數派，並要你服從他們的意志。她想，如果她的家庭就是壓迫的縮影，那真正的威權統治該是多麼令人難以忍受呢。
陶貞穎開始參加當地的抗議活動，並思考起更為廣泛的議題：婚姻平等、核能和環境。「太陽花學運」結束六個月後，她在新聞上看到成千上萬的香港人佔領了主幹道，那就是後來所謂的「雨傘運動」，抗議者要求直接選舉他們的行政長官，而不是靠一個由1200人組成、被公認受操縱支持北京的委員會選出。出於一時興起，她買了週末飛往香港的機票，並聯繫了一位住在當地的大學校友。她沒有訂酒店，而是與抗議者一起露宿街頭。她想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當17歲的黃之鋒站在主舞台上對人群講話時，陶貞穎就在現場。朋友把他的粵語演講翻譯成普通話告訴她。陶貞穎知道黃之鋒14歲起就出了名，當時他號召香港人反對政府推行「德育」作為共產黨洗腦教育的計劃，而政府最終退讓。陶貞穎覺得他是真正的英雄，年紀輕輕就在為民主和批判性思維而戰。第二天她飛回了家，對人民的力量有了更多信念。
幾十年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人一直自認為中國人。他們中許多人都是在1927到1949年的中國內戰期間，或是在中共打贏內戰後逃離的難民後代。他們仍有家人在大陸，會回到祖宅進行掃墓儀式，還在文化大革命及之後一段時期向貧困的表親捐贈用品和食物。英國當局鼓勵這種身份認同，因為這會使他們的臣民不太可能要求徹底獨立。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於1842年將香港島永久割讓給英國，後來又出讓了鄰近的九龍半島。1898年，英國租借了構成今日香港大部分地區（包括重要港口和水庫）的新界，為期99年。新界對殖民香港的重要性，以及大英帝國的衰落，讓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在1984年到北京與鄧小平談判香港未來問題時幾乎沒有多少籌碼。最終，英國同意將香港一切主權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該領土將按照「一國兩制」的辦法進行管理，這本該讓香港在經歷一個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後保留其獨有的經濟和法律制度，從而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這一規劃最初由鄧小平提出，目的是為了吸引台灣。）
1997年的一個雨天，香港在盛大焰火中回歸中國。由英中談判代表外加極少數香港人參與制定的香港小憲法《基本法》的效力將持續未來50年，承諾香港的「高度自治」，但從未給出「高度自治」的確切定義——這為此後的抗議埋下伏筆。《基本法》規定了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和一位間接選舉出的行政長官，以及一個立法會，其成員需要得到批准才能提出立法。立法會須由70名議員組成，其中半數為民選議員，半數是「功能界別」議員，即被殖民者控制的席位和利益團體。北京擁有最終決定權。到2047年之前，香港和中國都有時間來弄清楚接下來該何去何從。從香港的角度看，這就是一位主人創造了體制後，將鑰匙交給另一位主人，然後離開了。
香港一度被允許保留其獨特性。香港人每年都會為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遇難者舉行守夜活動，此事在大陸連討論都被禁止。這裡有嘈雜的自由媒體，不受審查的互聯網，以及私有財產權。作為回報，香港為中國不透明的市場提供了有序而高效的金融管道，這裡也是腐敗的中國官員存放離岸財富的熱門目的地。對於大陸愈演愈烈的壓制，香港還是一個有用的政治壓力釋放閥，異見者逃往這裡也不會給中共造成太大麻煩，大陸人還能在這裡買到在老家被禁的政治書籍。
習近平上台後，擴大了黨對中國周邊地區的控制——任何異議或分裂主義觀點都會遭致嚴厲打壓。香港和台灣的年輕人相信，習近平接下來就會剝奪他們的自由。到2014年，他們已經對黨日復一日干涉自己生活的行為感到惱怒，大規模抗議隨之而來。如果說在台灣，中國還會試圖通過貿易協定來購買影響力，那麼在香港，中國已經開始加強自身的直接權威。「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經從口號變成了預言。
2016年秋，陶貞穎剛剛開始擔任一個新聞節目的執行製作，她採訪了「香港本土民主前線」(Hong Kong Indigenous)創始人黃台仰，這個地方主義組織的訴求是給予香港人優惠政策，並從中國獲得自治權。他們在台北見面後，陶貞穎在一次去香港的週末行程前給他發了短訊，問他是否想在她到香港後一起吃頓飯。她當時已經開始花時間接觸台灣獨立活動人士，並對有同樣抱負的香港人很感興趣。
此前一年，黃台仰組織抗議，反對那些天天來港購買更優質的嬰兒配方奶粉、藥品和其他家居用品回大陸，擾亂邊境附近地區生活的中國客商。這場運動有時變得很難看，抗議者會去騷擾和辱罵大陸人，但它迫使中共將赴港次數限制到每週一次。
地方主義來源於一種最初被大多數人認為過於本土主義的意識型態。但隨著香港政府愈發屈從於北京，再加上「非典」(SARS)疫情後為了彌補香港經濟損失，中共讓成百上千萬的中國遊客、商人和移民擠進這裡，給香港人帶來的巨大壓力，地方主義逐漸得到了主流的認可。
每當陶貞穎去香港過週末，她總會盡量找到黃台仰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吃飯或喝酒。他們熱情、聰明、對政局的見解有趣而深刻。陶貞穎了解到，在「雨傘運動」失敗後，香港的民主反對派進一步分裂。一個陣營在現有的「一國兩制」下小心翼翼地要求更多權利。另一個愈發不滿的陣營則轉向公開對抗，利用「一切必要手段」來揭露他們認為的中共謊言。這些本土主義者甚至鼓吹香港完全獨立，這個曾經邊緣的觀念越來越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一代，而這必然會激怒北京。
回到台北後，陶貞穎仍然一直關注著香港的消息。她看到梁天琦開始競選立法會席位，但因為支持獨立的立場失去了資格。梁頌恆接替他競選並贏得了議席。在就職宣誓儀式上，梁頌恆拒絕宣讀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官方誓言，而是宣讀了要效忠「香港民族」的誓言。他還把「中國」一詞讀成「支那」，這是「二戰」期間日本人對中國的蔑稱。雖然此前在就職儀式上進行過表演性抨擊的議員都被允許就職，但梁頌恆被法庭取消了資格，並被提起兩項指控：一項是妨礙司法程序，另一項是拒絕歸還他在被取消資格前獲得的一個月的議員薪資。
當陶貞穎聽到香港朋友的消息，她會給他們發一些她所謂的「關心的訊息」。在簡單的小紙條上寫下她在這個艱難時刻對他們的思念。她記得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家人不支持她，朋友也不和她站在一起，她的處境有多麼艱難。她相信，如果能得到他人的關心和安慰，影響會是巨大的。她從未要求朋友或家人在政治上認同自己，但在內心深處，她渴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2017年2月的一天，天氣溫和，多雲微涼，陶貞穎去香港時決定改道乘渡輪前往一小時就能達到的澳門。上岸後，她被海關當局攔下，並被帶到一個小房間。他們拿走了她的護照，開始審問她。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陶貞穎在自己的護照上用一張「台灣共和國」的貼紙蓋住了中華民國的字樣，這是一種愛國姿態，也是對他們眼中仍然統治著台灣的殖民政府的抗議。當局強迫她撕下貼紙，並在官方文件上寫下「中國台灣」。之後，他們將她驅逐出境。他們聲稱拒絕她入境的原因是無法驗證她身份的真實性。
這怎麼可能呢？陶貞穎想。我都拿著護照了。
澳門警方送她乘渡輪返回香港，讓她跟其他乘客隔離開來，彷彿她是什麼危險的罪犯。因為一些貼紙就這樣大動干戈？
「我真的傻了，」陶貞穎後來在Instagram上寫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從位於香港半島頂端的尖沙咀恆豐酒店樓頂，陶貞穎可以看到維多利亞港的風光。她去香港的時候總住在恆豐酒店，那附近有著名的天星小輪公司，街對面有她最喜歡的茶餐廳之一——澳洲牛奶公司(Australia Dairy Company)——那是她的香港朋友拒絕光顧的遊客陷阱，但陶貞穎每天都去點炒蛋吃。與台北相對緩慢的生活節奏相比，她更愛香港的繁華喧囂。到晚上，她可以同時欣賞城市的燈紅酒綠和大海。多年來，她經常來香港，對這裡的街道已經產生了一種依戀。
2019年6月，陶貞穎在台北時，Telegram上所有與香港有關的頻道開始爆發。新的引渡條例將在第二天進行投票，活動人士呼籲進行抗議。陶貞穎訂了第二天上午飛往香港的機票。
到達後，她見了梁頌恆。多年來，陶貞穎和梁頌恆成了好朋友——她每次來香港都想去看看他。他們談論政治，出去吃飯或喝啤酒，開著玩笑。黃台仰因在「魚蛋抗議」活動中受到指控逃離香港、流亡德國，梁天琦則因為在抗議活動中的角色被判處六年徒刑。陶貞穎擔心梁頌恆會是下一個。
梁頌恆參與了將抗議者轉移到台北的工作。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當天，陶貞穎與梁頌恆及其團體一起走上街頭，她被抗議的人數嚇了一跳——700萬人口的城市裡有100萬人參與抗議。晚上9點左右，陶貞穎要去機場，路上太擁擠了，梁頌恆讓一個朋友陪她去地鐵站，擔心她會在擁擠的人群中迷路。當陶貞穎在台北下飛機時，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駁回了抗議者的要求。人們立即制定了再次走上街頭的計劃。接下來的一週，抗議人數翻了一番，達到200萬。人們有一種謹慎的樂觀情緒：2003年，大規模抗議活動擊敗了一項國家安全法提案。
抗議活動很快成了每週的例行公事——市民們聚集在城市的主幹道上，走上同一條抗議路線，和平地呼籲自己的權利。每個人都以為7月1日的遊行會很盛大——這是英國將香港移交給中國的紀念日，也是每年一度的抗議共產黨統治的日子。陶貞穎早到了幾天。梁頌恆對她參加遊行的決定表示擔心。他知道警察的目標是比較弱小的抗議者，尤其是女性，而陶貞穎身材矮小，不擅長運動。她不像當地人那樣熟悉街道。「你不能跑，你不能打，所以退後！」他一直堅持，但他無法阻止她。
7月1日下午，陶貞穎站在立法會門外。一位朋友建議：「做一個橫幅，寫上你是台灣人，並掛到你身上。」陶貞穎不會說粵語，而香港人的國語水平通常無法區分她的口音和中國人的口音。每次梁頌恆介紹陶貞穎時，他都解釋說她是台灣人。每個人都很高興，感謝她的聲援和支持。但她的朋友剛剛看到一個說普通話的人遭到嚴重毆打。街上的氣氛變得太緊張了。
回到台北，她無法忘記這場運動。在工作中，這件事主導著直播討論。下班後，她會回家觀看抗議活動的直播。她無法控制自己。這讓她想起了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她總是很難想像她所讀到的那些勇敢反抗的行為，但現在她在香港的朋友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這簡直難以置信。
當她和台灣朋友們在一起時，她感到孤獨。她不介意見面時抱怨台北高昂的房租、缺乏就業前景或人才流失（許多充滿活力的同齡人都去海外求職）。但他們從不討論她關心的事情——人權、政治、中國共產黨。她認為，也許她的朋友們不了解其中的利害關係，因為他們太安逸了。他們已經在自由選舉中投過票了。中國的威脅無處不在；大家都不再在意了。此外，台北的米其林星級夜市攤位、行家咖啡店、擁擠的酒吧、日本居酒屋和各式各樣的珍珠奶茶，與香港為自由而鬥爭的情況相距甚遠。
她希望她的台灣朋友更多地關注正在發生的事情，重視他們自己的民主，保持相對於中國的獨立。有時她試圖向他們解釋：「對你們來說，這只是新聞上的事，但對我來說不是。這些是我的朋友。他們實際上正在經歷這些事情。」
在立法會事件發生後的幾週內，警方逮捕了數百名抗議者，許多人在台灣尋求避難——有些人在被保釋後直接從警察局逃跑。台灣被認為是一個適合逃亡、躲藏的地方。
梁頌恆常常提醒陶貞穎有人來台灣了。有時其他朋友會聯繫她，她會去機場接抗議者，或者引導他們去找可以幫助他們的非政府組織。有時梁頌恆並不真正認識他給她送去的人——他們得到了他的聯繫方式，然後他把他們送到陶貞穎那裡。
陶貞穎不確定，在2019年夏天，她把多少人從機場送到了非政府組織。可能有十幾個。另外還有大約40人，在他們到達後，她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生活。一名19歲的女子甚至搬進陶貞穎的家裡住了兩週。她父親覺得整件事莫名其妙。陶貞穎擔心他從親共產黨的媒體上得來的問題和觀點讓這個女孩感到不舒服。
陶貞穎為正在到來的流亡者擔心。她的國家沒有難民法。這些逃離的香港人持旅遊簽證抵台，簽證將在三個月後到期，他們不被允許在台灣工作。他們要怎麼養活自己？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在上高中，但如果沒有正式身份，他們怎樣才能繼續上學？由於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與居住權掛鈎，他們怎麼才能得到醫療幫助呢？
陶貞穎希望自己的政府能為保護這些人做點什麼。在最近不久前，民進黨自身就曾是威權統治下的政治異見者。但政府經常指出，台灣設立的任何庇護制度都將難以承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巨大的公民數量。即使有難民法，也不適用於香港人，因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香港人已經是同胞，適用於真正外國人的法律對香港人不適用。（中華民國對整個中國擁有主權的宣稱僅存的作用是製造奇怪的法律上的扭曲——例如，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由大陸委員會、而不是外交部管理。）考慮到台灣所處的敏感狀況，許多台灣人認為，最好是慢慢地、甚至祕密地接收這些香港年輕人。
2019年8月，陶貞穎為梁頌恆過33歲生日去了香港。那裡的氣氛沉悶。一個涉及梁頌恆的案子仍在法庭審理階段；另一個案子的判決結果是一個月監禁，他還沒有開始服刑。他們一起去吃了晚餐，但沒有買蛋糕或蠟燭慶祝。陶貞穎以前問過梁頌恆是否有興趣離開。他告訴她，他可能會在將來的某天離開，但肯定不會現在就走。
「三萬七千個人投給了我，」他告訴她。他不能就這樣拋棄他們。
陶貞穎問他有沒有生日願望。
「至少活到明年。」
「我替你許個願吧，」她建議道。「我希望你儘快入獄，儘快獲釋，然後儘快來台灣。」作為一個生日願望，陶貞穎覺得這聽起來很可悲，但卻是真的。
整個夏天，陶貞穎繼續去香港參加抗議活動，儘管她越來越擔心自己會被逮捕。她也為經常缺勤給電視台的同事帶來的壓力感到內疚。2019年8月底，她辭去了工作。那之後，她有更多的時間在台北接待抵達的流亡者，也可以在香港待更長的時間。陶貞穎知道，這並不完全是她的戰鬥——也許只差一步之遙——但對她來說，與他們團結在一起反對中共具有某種意義。
她的台灣朋友們對她表示擔心：你的全部生活只是為了香港，他們說。陶貞穎無可奈何。她已經陷得太深了。
陶貞穎再次飛往香港，是在計劃於201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之際舉行的抗議活動的數日之前。北京會舉辦慶祝活動，而抗議者想讓香港癱瘓，電視報導中一邊是國慶遊行，一邊是年輕人遭催淚瓦斯攻擊的分屏畫面，想必會有損習近平慶祝活動的計劃。陶貞穎在機場降落後，官員掃描了她的護照，把她從隊列中拉了出來。她被帶進一個小房間，在那裡，他們拿走了她的護照和文件。她等待了很長時間。
官員搜查了她的行李和錢包，檢查了她的信用卡和攜帶的現金數量。他們問她住在哪裡、和誰見面，以及旅行的目的。陶貞穎給了他們一個假的酒店名字，告訴他們她是來見朋友的，並拒絕透露細節。官員們聲稱他們只是擔心她的安全，然後就讓她走了。
第二天早上，陶貞穎的手機開始發出收到短訊的嗡嗡提示音。
「你沒事吧？」
「你還好嗎？」
「你安全嗎？」
陶貞穎被「香港解密」人肉搜索了。「香港解密」是設在俄羅斯的一個親北京的大型網站，以抗議者、記者和活動人士為目標，公布他們的所謂「罪行」。陶貞穎是那天被「香港解密」 公布了個人信息的知名台灣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和政客的八人之一。她不知道「解密者」為什麼會費精力把她包括進去，但他們已經公布了她的照片、出生日期、護照信息、梁頌恆的名字，以及8月她上次來香港的具體日期。他們說她曾「商討暴力分子赴台避難」。
陶貞穎原計劃在香港停留兩週，但她的朋友們叫她早點離開。如果她再待下去，可能也會被逮捕。陶貞穎一週內換了三家酒店，試圖確保自己沒有被跟蹤，但「解密」已經給她帶來了傷害。她在自己Facebook帳號下收到威脅。「不要以為把自己藏起來了就會沒事，」一條信息寫道。「見你一次殺一次。港獨狗的下場只有一個，不得好死……小心性命。」有人公布了陶貞穎的電話號碼和地址。還有人一直想黑入她的手機和郵箱。
陶貞穎再次申請去香港的簽證時，她被拒絕了。
無法再前往香港後，陶貞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台北人數越來越多的流亡社區。梁頌恆繼續把逃亡的抗議者送到她這裡。剛開始不知道如何幫助這些人的困惑已被一種「檯面下」的做法取代，那就是鼓勵持三個月旅遊簽證來台的年輕抗議者轉為持學生簽證。
那個夏天，陶貞穎遇到了一名性格快樂、身材高大的抗議者，他叫金（Gam，音）。他被控持有武器，在獲得保釋後逃離香港。他曾在香港從事安裝電子設備的工作，需要有人來幫助他適應新的生活。沒有居留許可的話，就無法購買有效期超過30天的SIM卡。陶貞穎用自己的名字註冊了一張卡。他是帶著一些積蓄來台灣的，正在找一個便宜的出租房。陶貞穎給他講了台北各個社區的情況，並指引他去找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該基金會為抗議者提供無償律師服務，並用籌集來的私人捐款為他們提供津貼。他最後住進了一個教堂的宿舍。
秋天的時候，金又與她取得了聯繫，問她是否可以一起吃頓晚餐。吃完飯後，他提出由他來付賬。陶貞穎很驚訝。她很少讓香港人付錢。金解釋說，他曾在一家線上企業工作，為Facebook上的一家香港商店設計和銷售抗議用品。他希望在台北開一家分店，並問陶貞穎如何在台灣合法地成立一家公司。他想在台灣開個銀行帳戶；陶貞穎知道，如果沒有一個台灣的商業搭檔，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你是認真的嗎？」她問他。「一旦你開始做，你不會半途而廢吧？」
已經逃離香港的金。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是的，我要做這件事，」金告訴她。「我將在這裡住上十多年。我不能永遠靠別人的捐贈生活。我要自食其力。」陶貞穎同意幫忙。
金已經考慮過其他的賺錢方法——進出口、3D打印——但似乎都不合適。他經常思念香港，那裡的食物、那座城市，以及他的母親。因為不想危及母親的安全，他不告而別，將她獨自留在了那裡。如果警察盤問母親，她可以坦誠地回答，不知道兒子在哪裡。有時候，他的腦海裡會浮現在香港街上閑逛，從他最喜歡的一家飯店走到另一家的情景：這家店的奶茶，那家店的麵條，還有其他店的烤肉。更有錢的香港人負擔得起600萬台幣（約20萬美元）的投資簽證，他們已在台北開了一大批港式餐館，但金認為，他們餐館的飯菜遠不如香港本地。台灣奶茶比香港的淡得多。他能找到的最接近自己熟悉口味的是肯德基的蛋撻。
許多香港抗議者以為，在台灣，他們會在文化和語言上感到比較自在，但這往往會讓兩地的差別對人產生更不快的影響。香港給人以一種嚴肅、無情、高效的感覺。台灣則是一個做事分等級、拐彎抹角、慎重而呆板的官僚主義地方。金告訴陶貞穎，在香港開個銀行帳戶毫不費力；而在台灣，他們等了一個月。
陶貞穎習以為常的事情會讓金感到震驚。有一天，他們帶了50包商品去郵局。在此之前，金已在網站上輸入了收件人信息。但他們到了郵局後，工作人員搞不明白他說的網上輸入的信息是什麼意思。他們要求兩人重新手寫填表。「誰還用手寫這些啊？」金很惱火。「在香港，我們只需要掃條形碼，只用三分鐘！」
許多逃到台灣的香港人和金一樣困惑。對他們來說，來台灣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適應這裡的生活更難。最讓人痛苦的是他們的與世隔絕感，這種感覺來自不能信任台灣人，甚至其他香港人。他們不知道自己會用哪個名字，也不知道誰會是他們的朋友。他們中的許多人談到家庭時會情不自禁地哭起來，他們知道當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或父母生病或去世時，他們可能不能到場。他們發現很難與他們在台灣的同齡人建立聯繫，因為那些人沒有經歷過這種創傷，也不理解為家鄉而戰是什麼感覺。陶貞穎盡力提供她唯一能提供的東西：友誼。
大多數新來的人覺得，台灣本身也逃不出中國的魔掌——來台北訪問的活動人士被跟蹤，他們的詳細行程被親北京的香港媒體在報紙的頭版發表。來到台灣的知名香港流亡者和活動人士在街上被人潑過紅漆。在支持香港人並僱傭了流亡者的保護傘餐廳，一名男子將一桶雞糞和雞毛扔向廚房和工作人員，導致餐廳遭到破壞。
與金一起工作給了陶貞穎一種使命感，把她與香港拴在了一起，那裡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2019年11月，暴力升級，香港理工大學遭受了長達12天的血腥包圍。陶貞穎整段時間都沒怎麼睡。她一直在盯著直播看，看著防暴警察將留守校園的高中生和大學生們包圍起來。抗議者向防暴警察投擲箭、汽油彈和磚塊。警察手持高壓水槍步步逼近，並威脅要用斷絕食物來源迫使抗議者出來。許多人不得不用爬下水道或攀爬人行天橋的方式逃出。1300多名抗議者被逮捕。又一大波尋求庇護的人湧入台灣。
陶貞穎經常夢到警察的拘禁——她會在噩夢中看到名單，上面是被捕者的模糊名字。她知道名單上有她的朋友，但她不確定具體是哪些朋友。她從夢中醒來後，馬上去查看Telegram，一條一條地看，無法再入睡，她需要確認她的朋友們沒有被抓走。
隨著被捕人數的增加，離開香港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自2019年夏天以來，走私者一直在用漁船，將被禁止旅行的抗議者偷渡到台灣。到秋天時，走私者們大幅提高了偷渡價格，梁頌恆所在的網路開始組織自己動手的行動。他們考慮購買漁船，但漁民的圈子很小，如果有人賣給了他們一艘二手船，所有的人都會知道。他們買來了快艇，用快艇渡海更危險，但能更安全地獲得快艇。他們需要汽油，但如果他們去加油站買汽油的話，就會被攝像機拍到。他們找到了一個能讓他們用虹吸管抽汽油的地方。每艘快艇上的人都不得不學習導航和駕駛。
那年冬天，他們開始送快艇出海。他們一大早就在香港港口附近的一個指定地點聚集，素不相識的抗議者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了一起流亡的人。快艇不夠。需要建等候者名單，還出現了承諾根本不存在的座位的騙子。不顧一切要離開香港的抗議者與梁頌恆聯繫。他會讓他們做一個留在香港的成本效益分析。「你最終將面臨一到兩年的刑罰，」他會對他們說。「你知道坐船的風險嗎？你可能會被打死，或者死在海裡。如果你面臨的刑責沒有那麼嚴重，就不值得駕船出逃。」陶貞穎催促梁頌恆乘其中一條船離開。
「你把世界上所有的香港人都送來了，為什麼不把自己送過來？」她問道。
「現在還不到時候，」他說。
「你現在能走，但你選擇不走。也許將來，你想走還走不了了，」她告訴他。「只有活著，你才能幫助香港！」
台灣人在觀看香港局面的同時討論著自己的未來。在2020年1月面臨連任大選的時任總統是民進黨人蔡英文，她很快就對香港的抗議運動表示了支持。蔡英文在競選中說，如果台灣人投票讓國民黨重新掌權，他們會進一步靠近中國。他們是想冒著與香港同命運的風險呢，還是想在她的領導下將台灣的自治堅持下去？
蔡英文2016年首次出任總統後，拒絕承認「九二共識」，而是提出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對話。她曾有謹慎、是個不會破壞兩岸脆弱平衡的精於算計的技術官僚的名聲。但習近平還是切斷了與台灣溝通的為數不多的管道，重啟了武力接管的威脅。在蔡英文當選前夕，中國人民解放軍建造了一座台灣總統府的複製品，為入侵台灣進行訓練。執政者已開始對台灣的軍隊進行現代化改造，重組武裝部隊，改革軍事理論，對武器進行升級。在蔡英文贏得總統席位後的幾年裡，中華民國政府丟掉了好幾個正式盟友，到2020年時，已有七個外交夥伴轉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台灣擠出國際社會的努力進一步加速。
在香港爆發抗議活動前，蔡英文的支持率曾以兩位數落後於國民黨對手，但習近平越是攻擊台灣和香港，蔡英文的支持率就越高，對她的政治提出質疑，哪怕是輕微質疑，已很難不被貼上支持中共的標籤。
陶貞穎對在她看來是蔡英文的偽善感到憤怒，蔡英文在競選時表示支持抗議者，但當他們抵達台灣時，她卻幾乎什麼都沒做。沒有正式的庇護，讓抵達台灣的香港人基本上成了無國籍人士。
「民進黨正試圖走一條非常謹慎的中間路線，」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教授何明修解釋說。「一方面，民進黨有道義上的義務幫助香港人，但同時，他們也明白，任何大的舉措都會激怒北京，所以他們試圖兩全其美。這是典型的蔡英文做法。他們試圖用不引起注意的方式行事，不想大張旗鼓，這實際上遭到了很多人批評。 」
香港人自己覺得他們不能公開批評台灣政府。他們在台灣的身份不確定——完全取決於當權者怎麼想，客隨主便。流亡的香港人成立了自己的公民社會團體，這些團體把時間花在努力爭取台灣民意上，但他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
「現在，我們憑藉的是政府的友好態度，但我們期望政府在這方面能有一個更清晰的法律框架，」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發言人林俊宏律師說。他一直在幫助抗議者在沒有明確法律的情況下在台灣合法地留下來。
蔡英文也曾在平衡與川普政府的關係。在中國內戰後的幾十年裡，美國作為國民黨的最終保護者，曾只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唯一政府。1972年，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成為第一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總統。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都不允許與一個承認他們海峽對岸競爭對手的國家有正式外交關係。1979年1月1日，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為了承認北京的政府，與中華民國斷絕了外交關係。
自那以後，美國創建了錯綜複雜的立法，試圖在中國的要求和自己對台灣的支持之間取得平衡。1979年4月，美國通過了《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為與它現在稱為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的地方保持關係提供了法律基礎。該法案為美國對台的「戰略模糊」奠定了基礎，它不要求美國在中國發動攻擊時保護台灣，但仍為這種可能性留下了餘地。這一立法旨在表明對台灣的支持，同時也阻止了這個國家正式宣布獨立。
大多專家認為，中國立刻入侵台灣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或許一場嚴重的國內危機就會促使習近平採取行動，但代價將無比高昂。更緊迫的是，中共試圖阻止台灣作為「台灣」獨立存在的慾望或能力——以確保台灣和國際社會相信，這片群島與大陸融合只是時間問題。
中共的「對台策略是讓全世界都相信，抵抗是徒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歷史的詮釋是正確的，並且終將成為現實」，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的東亞政治學教授任雪麗(Shelley Rigger)說。「因此，投入大量資源幫助台灣抵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融合，只是浪費資源，因為這是在逆歷史潮流而動。」
2020年1月21日，台灣公布了首例新冠感染，並於3月全面封鎖了邊境。一開始，陶貞穎鬆了口氣。全世界都在封鎖，在有新的香港人到來之前，她可以稍事休息。但幾個月後，密接追蹤消除了當地的疫情傳播，生活恢復了正常。從4月中旬到12月下旬，台灣都沒有新的本土病例出現。與此同時，香港的防疫措施扼殺了抗議——學校關閉，四人以上的公共集會也遭禁止。
就在國安法宣布後的幾天之內，多年來的行動主義徹底瓦解——黃之鋒的「香港眾志」(Demosisto)、梁頌恆的「青年新政」等民主團體全部解散，以避免可能的迫害。批評習近平或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書籍，或是反對派議員的作品，都從書店和圖書館書架上消失。公開支持抗議的「黃絲」商鋪移除了所有相關物件。人們修改自己在社交網路的用戶名。刪除了還剩下的所有個人帖子。他們下載VPN、Signal和WhatsApp，開始仔細審視自己寫下的東西是否妥當。那些經常接受記者採訪的人請求取消採訪。他們開始注意自己在陌生人面前的言論。香港人不是在公開的壓迫中長大的。他們並不能靠本能感知到紅線在哪裡；一切都需要三思而後行。不是所有人都能在何為安全、何為不安全的問題上達成一致。從未站在抗議前線的人甚至也開始談論逃離——為了他們的後代，或是他們自己。
台北信義區。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年6月，差不多在香港流亡人士開始抵台一年後，台灣政府才終於頒佈了一項官方政策來應對這一情況。它避開了「庇護」或「難民」等措辭，而是依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18條規定，承諾按照個例，為「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的居民提供援助。台灣政府設立了一個由十幾個人組成的新辦公室，幫助流亡者申請學校或工作機會，並提供財政補貼。至於判定庇護尋求者的標準，如果被拒絕他們該怎麼辦，已經在台的香港人留台的法律依據是什麼，以及他們是否會被授予公民身份，都還沒有明確規定。
政府堅稱，若是披露任何細節，中國就將利用這些信息在台灣布滿偽裝成難民的間諜。「我們相信，現有法律法規已經為本屆政府創造了足夠的空間，向香港市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陸委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對我表示。2020年，有超過1.08萬香港人獲得了台灣居留許可，幾乎是前一年總數的兩倍。
很多台灣人覺得該政策已經足夠——畢竟這不是他們的問題。他們自己處於一種閾限靜止的狀態下。2021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0%的台灣人希望他們國家的模糊處境繼續下去，既不要徹底宣布獨立，也不要和中國統一，而是以後再說。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看法不再如此——包括陶貞穎在內，有13.5%的人認為台灣應該儘快宣布獨立，即使有被中國攻擊的風險。
台灣政府的反應激怒了陶貞穎。她也並不想看到香港人都湧入台灣——這使得建立一個能查出假冒者或間諜的適當機制變得更加重要。「無論我們是否去宣傳我們正在拯救香港人，都不能阻止中共對我們的攻擊，也不能阻止中國對台灣的滲透，」她說。「無論是在檯面上還是在檯面下，他們從未停止壓迫我們。如果這是正確的事，我們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地做呢？」
2020年10月，陶貞穎收到了她一直在等待的消息。梁頌恆希望離開。他一個月的刑期剛剛結束，幾乎立刻就注意到自己被跟蹤了。國安法意味著一切都得重新考慮——共產黨實際上已經在用控制大陸的方式控制香港，營造了一種噤聲的氛圍。即使他接受採訪，記者也選擇不發表他的言論，無論是為了保護他還是為了自己。此前有議員在被跟蹤後被捕，梁頌恆擔心政府計劃再次逮捕他。於是他請陶貞穎幫他籌備逃到台灣的計劃。
終於來了，陶貞穎想。他們不能依靠那些船隻——8月，12名抗議者試圖渡海，被中國海岸警衛隊抓獲，這條路線因此被破壞。陶貞穎呼籲政府的聯繫人設法給梁頌恆弄到工作簽證——他似乎正是「第18條」應該保護的那種處於危險中的抗議者。但經過一個月的等待，她的嘗試毫無結果。她的聯繫人沒有直接拒絕他，但也沒幫上什麼忙。她明白這意味著什麼。陶貞穎告訴梁頌恆，在台灣尋求庇護是行不通的。
陶貞穎開始敦促梁頌恆考慮其他國家，在那裡他可以對這項事業有所幫助。她確信他的時間不多了。他們的朋友、19歲的活動人士鍾翰林於10月底被拘留，被指控煽動分裂國家、洗錢，並且根據國家安全法被指控陰謀發布煽動性材料。
2016年，年僅15歲的鍾翰林在高中和初中校園成立了「學生動源」，這是一個旨在推動香港獨立的組織。他身材瘦長，戴著眼鏡，留著濃密的直劉海，幾乎看不出實際年齡。有一次在台北，陶貞穎帶他去參加一個集體晚宴，看到他全神貫注地讀著某人的10歲孩子帶來的一本關於恐龍的書。還有一次，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時，記者問他想喝點什麼，鍾翰林要了熱可可。陶貞穎已經習慣於把他當作一個小弟弟。
在他2020年1月最後一次來台灣時，陶貞穎懇求他留下來。她向鍾翰林保證她有辦法幫他去美國，但鍾翰林拒絕了。「我又不是第一個因為國家安全法被捕的人，」他開玩笑說。
鍾翰林說的沒錯。嚴格來說，他並不是第一個因違反國家安全法而被捕的人。他是第二個被起訴的人。2020年7月，安全部門在他的家中逮捕了他，指控他在Facebook上發表支持香港獨立的帖子。
陶貞穎已經不指望蔡英文政府會在明面上幫助香港人，但如果他們可以根據「第18條」暗中幫助任何人，那就應該幫助鍾翰林：一個因為所謂的Facebook帖子而面臨終身監禁的少年。但當局什麼也沒做。
到了10月，鍾翰林已經無計可施，計劃在保釋期間向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申請庇護。但當他在附近的咖啡店等待領事館開門時，三名便衣安全人員逮捕了他。（他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身在美國境內才能做出申請。）
陶貞穎崩潰了。她無數次地想像著去機場接鍾翰林的情景。她曾夢想著幫他上船。現在他被關在壁屋懲教所，這是一所高度戒備的少年監獄，他曾在那裡被單獨監禁。她本可以救他的，結果失之交臂。那種挫折感總是在她的周圍，是她無法逃避的失敗。她不會讓梁頌恆重蹈覆轍。
11月下旬，陶貞穎和我在台北市區的一條街上吃蚵仔麵線，她告訴我，她終於找到了把梁頌恆帶到美國的辦法。我在台灣的三個月裡，我們談了幾個小時；幫助我們交流的翻譯也同樣有耐心。那天晚上，她充滿了期待——她之前都失敗了，也許能在梁頌恆的事情上取得成功。
要離開香港這件事梁頌恆沒跟多少人說過；他不想牽連任何人，或者被人告密。他和陶貞穎都不確定他是否真的能出去。他可能在自己不知道的禁飛名單上；他可能會被扣留在機場或被帶離飛機。陶貞穎太緊張了，她甚至沒有告訴她在美國的聯繫人他什麼時候會來。梁頌恆在機場、在飛機上、在洛杉磯轉機時，直到最後在12月抵達華盛頓，都向她報了平安。
幾個月後在那裡遇到他時，他告訴我，他很感激陶貞穎為香港人所做的一切，感謝她幫助他安全抵達美國，她總是充滿熱情地嘗試做正確的事情而不計後果。「能有這樣的友誼，我也是多麼幸運，」他說。「廣東話講，這就像是緣分。」
很多台灣人支持香港抗議運動，但沒有人像陶貞穎那樣全身心投入。「在我最初參與香港事件的時候，我的想法很簡單。我支持的不是香港；我支持的是自由和民主，」陶貞穎告訴我。「對我來說，捍衛香港的民主與捍衛我自己的民主是一樣的。我不能袖手旁觀，眼睜睜地看著一切發生。」
陶貞穎知道她的生活已經改變了。她說：「我誰都不是，但我是香港政府最早曝光的台灣人之一。」她覺得現在去一些地方旅行可能很危險。中國政府涉嫌策划了2015年在泰國綁架香港書商的事件，中國保留了對在任何地方犯下的「罪行」執行國安法的權利。「我再也拿不到簽證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以後能不能去一些親中的國家。我去泰國度假會被逮捕嗎？」她繼續說。「如果我是公眾人物，我不會有怨言。我不是公眾人物，也不想成為公眾人物。我只想成為現實生活中那些人中最真實的朋友。」
但台灣的命運還遠未確定。中國的行為現在被美國外交政策鷹派描述為國家安全威脅，台灣則被描述為可能引發戰爭的迫在眉睫的導火線。與此同時，美國進步派外交政策圈認為，中國最終對台灣的控制已成定局——對一場精疲力竭、無休止的戰爭的結局懦弱地聳聳肩。有些人甚至提出為了與中共建立更好的關係而直接進行交易。
排擠台灣的運動在大流行之際仍在繼續。「台灣無路可逃——壓力已經在那了，」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告訴我。「中國政府在阻撓台灣參與國際事務、攫取我們的外交盟友方面有強大的力量。他們還試圖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在軍事上威脅台灣。我們不希望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局勢變得比現在更糟。」
2021年5月，在幾乎沒有本地傳播的一年多之後，台灣經歷了第一次本土新冠病例激增。蔡英文解釋說，因為BioNTech在中國的壓力下，要求台灣在購買輝瑞疫苗的新聞稿中刪除「國家」一詞，政府無法簽署購買疫苗的協議。儘管台灣遵從了規定，但交易陷入停滯。中國提出向台灣捐贈自己的疫苗，將民進黨政府逼入牆角。新冠病例飆升已經損害了蔡英文的聲望，疫苗政治加劇了兩極分化，國民黨暗示民進黨拒絕中國製造的疫苗是在將人命政治化，而民進黨堅持認為是中國首先切斷了獲取輝瑞疫苗的管道。最終，兩家台灣公司——電子製造商富士康和晶片製造商台積電——從BioNTech購買了疫苗，並將其捐贈給了台灣政府。
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挑釁時，台灣面臨的不確定性是難以想像的。這是一個仍在從威權政權過渡的國家，很快就會被另一個威權政權所吞併。在這短暫的喘息中，台灣正在蓬勃發展，但台灣人自己有機會決定自己的命運嗎？
陶貞穎體現了台灣許多獨特的矛盾。她的祖母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父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陶貞穎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然而，他們都住在同樣的公寓裡，都擁有投票的權利。「台灣還沒有弄清楚台灣是誰，」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Harvard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博士後列夫·納赫曼(Lev Nachman)解釋說。「他們不能開始讓難民和移民入境並給予他們公民身份，因為我們甚至不知道這裡誰是台灣人。」
「當你受到質疑時，其他所有政治問題都是次要的，」納赫曼繼續說道。「並不是人們不關心最低工資或經濟等問題，而是在這些問題前面有一層過濾：『我們是誰？我怎麼看中國？這如何影響我的身份認同？我是台灣人嗎？我是中國人嗎？我兩者都是嗎？這在政治上意味著什麼？我應該對哪邊忠誠？』」
香港和台灣都是保守的社會，由一波又一波的漢人移民組成，經濟上依賴中國。他們幾乎沒有共同的身份認同，直到他們發現自己都在反抗日益逼近的北京。
「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已經漸漸從新聞中消失。先是西藏，然後是新疆，然後是香港——帝國的邊緣地帶已經被一一吸納。只剩下台灣。台灣人擔起了責任——舉行紀念抗議活動、出售禁書，並為那些無法再維護被禁網站的香港人維護網站。
陶貞穎本人，則在有關台灣未來的虛無感和對香港民主精神總有一天會在某個地方重生的熾烈信念之間搖擺不定。即將被抹去的前景，讓一種真誠的愛國主義孕育而生——台灣人試圖在任何能夠容納他們的空間中維護他們的存在。現在流行在出國旅行時拍攝帶有綠色「我支持台灣獨立」旗幟的照片，並在網上發布。陶貞穎無論去哪裡度假，都會帶著它——在日本、德國和荷蘭舉起它拍照。2018年在巴黎，她被一群中國遊客圍攻，試圖搶她的旗幟並沖她大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陶貞穎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整個地區，年輕人正在經歷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他們試圖成長，在一座城市、一個文化和一個國家中建立生活，而這個國家的價值觀存在的時日無多。泛亞的團結曾一直微乎其微，直到共產黨對長達一年的香港抗議運動的懲罰性回應，將集體代際危機感推到了最首要的位置。
去年，#MilkTeaAlliance（奶茶聯盟）在網上大量湧現，部分原因是台灣、香港、緬甸和泰國的年輕人為自由站了出來，他們往往直接反對中國或被認為是由中國支持的政權。他們都懷有改變地緣政治命運的夢想——微小的陀螺齊聲旋轉，直到動力耗盡。
6月下旬，當我打電話給陶貞穎時，她告訴我她已經退居幕後，而金在他們共同創辦的網上商店中擔任了更多的管理角色。他們決定，他將用開店所得去讀他的產品設計學位。他的國語在進步，他正在努力更充分地融入他的台灣生活。當他認為不會再危及母親時聯繫了她。他們現在經常通話。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她接到台灣。
陶貞穎在鍾翰林20歲生日時給他寫了一封信——這是活動的一部分，讓他知道他沒有被忘記。她有很多話想對他說，但她知道她的話被人監視著。「姐姐常常想到你來台灣和我吃飯的日子」她寫信給他。「加油，」她署了名字。「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信念價值。」
陶貞穎放棄了她的職業生涯，以幫助流亡的香港人。她想保護台灣本土新生的民主，但她不確定這對她的真正意義何在。儘管如此，她還是很高興。如果她不堅持自己的信念，她會看不起自己。她開始上粵語課，每週和台北的香港朋友一起聚餐。他們會為她挺身而出，就像她為他們挺身而出嗎？她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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